石仲泉:破除“路线斗争史”框框是个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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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6

一纸诊书,让夫妇俩天旋地转。听说此事后,亲朋好友们纷纷劝说他们放弃:“他的亲妈都能抛弃他,你们为什么不能丢了?”虽然亲戚们的劝说很实际,但夫妻俩还是决定继续抚养孩子。张翠英对丈夫说:“咱们攒钱为儿子治病吧。”沉吟半晌后,王华堂欣然同意。因为那时家里比较穷,考虑到还要给王群花钱治病,已经没有能力再抚养一个孩子,于是夫妻俩决定不再生育。

  据悉,自2008年以来,南湖区已有4名好人上榜“中国好人榜”。2000年9月以来,袁晶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执行讲解任务。而对袁晶来说,2017年10月31日,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嘉兴,从迎接习总书记下车,到他们集体瞻仰南湖红船,再到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她全程陪同讲解。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针对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困难和难题,报告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所在。直面挑战,措施得力,才能再创佳绩。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项“难点”“痛点”,报告精准发力:——在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方面,今年要完成铁路建设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万亿元,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等;——在减税降费方面,要求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上,要求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加快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市场的自主选择权;——在降成本方面,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起草组负责人介绍,两会结束后,国务院将把报告提出的原则要求、重大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分解到各有关部门,限期拿出具体的落实措施。

    3月8日下午3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航班延误与取消之余,航空运营商人手愈发紧张。

    经查,袁克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违规安排下属单位购买超标准车辆作为公务车;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进行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袁克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

  新加坡国立大学持续与终身教育学院全球项目部执行主任吴怡荷介绍了该院成立的有关情况。她表示,该院通过对新加坡社会、企业和劳动者的深入调研,努力为在职人员开办业界领先、时效性强的培训课程,帮助受训人员掌握新技能、汲取新知识,提高竞争力以适应新的形式需求。座谈会上,代表团就该校支持学生创业的举措、在线教育、产学研转化等议题与对方进行了交流。  同日,代表团走访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王鑫海与他个人出版的图书《京九徒步行纪实》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难忘的一年。香港终于结束了英国殖民地身份,回归祖国怀抱。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写党史形成了一个单纯的“路线斗争史”的框框,什么都是一贯正确,谁错误,功劳都不去讲,这样写出来的党史就容易绝对化、简单化。 真实的历史不是这么回事。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史研究呈现了新面貌,逐步冲破“传统思维定势”,从唯上的、盲目的以及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编写党史方面,这些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都破除了“路线斗争史”的框框。 比如说到陈独秀,现在的党史是将其作为党的创始人形象来确立的。 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说过: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共产党的创始人。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但是,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也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过“右倾”错误,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但不能因为这个错误就把他全盘否定了。

过去党史书中谈及党的创建史时,只讲李大钊,不讲陈独秀,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其它方面,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不再采取简单地给某个人戴高帽子的做法,例如,提到党在20世纪30年代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时,不再使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这样的提法。 对于抗战初期的历史,我们也都能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包括党的路线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客观地看待。 以上都是党史研究的重大进步和观念性突破。

  有人也许会问:破除了“路线斗争史”的框架后,怎么来说明党的历史的曲折发展过程呢?在此方面,我们的党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发展趋向,当这个趋向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比较顺利,发展比较健康,取得比较大的成就。

另一个趋向是错的发展趋向。 当这个趋向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失误就比较多,“文革”、“大跃进”一直往前推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中错误的发展趋向占据了主导地位造成的。 当然,这个指导思想发展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趋向也可能在同一个事件上表现出来,或同时表现出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都能够通过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来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精彩阅读:            。